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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毛泽东关于早期革命生涯的回忆片 二,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一、毛泽东关于早期革命生涯的回忆片段："１９２１年５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 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 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 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 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 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 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 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 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１２个人。当年１０月 ，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 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 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１９２７年 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 安党校校长）、许白昊、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 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 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 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１９２９年被杀害）。山东省委的创 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 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 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 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 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 秋白等。在日本是周佛海。"到１９２２年５月，湖南省委-- 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 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２０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 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当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 上，在农民中间则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矿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 学生也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斗争极 其频繁。１９２２年冬天（应是１９２２年１月。）湖南省长赵 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结果引起了广泛 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翼 工人运动的一个首领，这个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而 且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 都支持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当 时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 了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阻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１９ ２２年）７月，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 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 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我回到湖南后，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第 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 工会。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５月１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 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空前壮大。 "１９２３年，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 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反对 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我到了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第二 年（１９２４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３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中央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 任上海国民党执行局的委员，国民党执行局的其他委员有汪精卫 （以后在南京当行政院长）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 党和国民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担任该 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性 革命运动的规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 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本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１ ９２５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 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 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２ ０多个农民协会，这激起了地主的愤怒。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来逮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 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了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广州市 和国民党内部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 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担任了《政治周报》的编辑，这是国民党宣传部（部长 是汪精卫）出版的一个刊物。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 的国民党右翼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还负责训练农运组织 者，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来自２１个不 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我到广州后不久，便担任 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①。林伯渠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 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组织部长（原文误为工人部长）。 "我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同时我在共产党内对农民工作担 负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 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 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所 表示的意见，这个小册子主张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它。后 来它在广州的《中国农民》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第 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 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 但是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要到１９２７年才达到顶点。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差不多一直工作到１９２６ 年３月蒋介石图谋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在国民党 左右两派和解，国共合作得到重申以后，我于１９２６年春天前 往上海。同年５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③在 蒋介石主持下召开。１９２４年１月毛泽东出席了孙中山先生在 广州召开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 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１９２５年１０月毛泽东 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个时候，在国共两党 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战争在１９２６年 秋天开始了。 "我在湖南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 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报告，主张在农民 运动中采取一条新的路线。第二年春初我到达武汉时，一个省际 的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讨论了我 的文章所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分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 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 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但是， 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１９２７年四五月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时，党仍然在陈独秀操纵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 变，并且开始在上海和南京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 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 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 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 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 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结果，在 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一个恰当 的土地纲领。对我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甚至没有进行 讨论。这是由于当时也在陈独秀操纵之下的中央委员会，拒绝把 我的意见提交大会审议。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占有５０ ０亩以上土地'的人，才是地主，于是就不再考虑土地问题了。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 而且它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然而，大会以后 ，全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我是负责人。 "到了１９２７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 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 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 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 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 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 "４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 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 施。５月２１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 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除了它和共 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 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 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 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１０天以后，他又 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 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 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 垮台了。"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贺龙率领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十一 军二十四师同朱德合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红军的前身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一星期以后，即８月７日，党中 央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从１ ９２３年广州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就是党的中央委员 ，我积极参加作出这个决定。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位委员中有蔡和 森、彭公达和瞿秋白。党采取了一条新的路线，放弃同国民党合 作的一切希望，因为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不能实行民主革命的任务了。夺取政权的长期和公开的斗争现 在开始了。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 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 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 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 量；（五）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一直 到后来它才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 "９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 义，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 ：农民本身，汉冶萍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支早期的革命 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 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 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 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 不过它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 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 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 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 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 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 。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２００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 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 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 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 ，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 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 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 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 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 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 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部队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 备部队的一个指挥官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余多少是由于部 下的压力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叛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 他在南京为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 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 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 ，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时进行了改 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支最早的部队中 ，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罗荣桓， 第一军团政委；杨立三，现在是一个军的司令员。这支小队伍最 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１０００左右。 "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由于第一师遭 受了一些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 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就明确地指责我。我被撤销政 治局和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 动'。尽管这样，我们在井冈山还是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 们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部队 补充了新兵，这个师的人员又充实了，我成了师长。 "从１９２７年冬天到１９２８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 山的根据地。１９２７年１１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 县成立，选出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它的主席是谭震林。在这个 苏区以及后来的苏区，我们在缓慢然而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行 了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 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 ，来使他们丧胆。第一师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政策，所以被 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 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的猛烈攻击。 "１９２７年冬天，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地方武装首领的王 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这使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王 、袁都被任命为团长，我是师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 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 ，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汇合了 。我们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 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工农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 广大的地区扩展。这个战略同党组织的建议相反，它幻想得到迅 速的发展。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第 一种是要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认为是冒险主义；第二种是要向 南撤退到广东境内，这我们认为是'退却逃跑主义'。我们当时 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 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当时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买卖（同 白区），优待被俘敌军，以及总的说是温和的民主改革。 "１９２８年５月，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出席 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在苏区的党员中，对于上述各点 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充分地 发表出来。少数人认为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将大受限 制，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政策抱有信心，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 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但是，党 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直到１９２８年冬天，在莫斯 科举行的第六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 才得到了批准。 "六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 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 歧消除了，重行建立了党的一致。 "六大的决议总结了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和南昌 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并且作出赞成重视土地运动 的结论。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１ ９２７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起义，为建立新苏区打下 了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 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地区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 前张国焘等人都到那里去了。１９２７年冬天，方志敏和邵式平 在邻近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境，也开展了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 为坚强的苏维埃根据地。南昌起义失败后，彭湃率领一部分忠 诚的部队到海陆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由于它执行了盲 动主义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毁了。它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存指挥 下离开那个地区，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 军的核心。 "１９２８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 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 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 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闽西，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 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第一师打败了白军两 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说来， 井冈山是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多的天然屏障，种的庄稼 足够供养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５００里，纵横约８０里。 井冈山在当地又称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 废的山），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大、小、上、 下、中井，山上的五个村子就是以这五口井命名的。 "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创建了著名 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１９２８年冬天，何 键的部队发生暴动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 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军长是彭德怀。除了彭以外，还有邓萍（长 征中在贵州遵义牺牲）、黄公略（１９３１年在江西牺牲）和滕 代远等人也都在第五军。 "来了那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部队没有冬衣， 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全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 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因为在他们看来 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冲破了白军的封锁，让彭 德怀留守井冈山；１９２９年１月，我们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山上 的第一次驻扎结束了。 "第四军这时开始了打通赣南的战斗，而且很快就取得顺利 的进展。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我 们接着就分兵挺进永定、上杭和龙岩，在这几县都成立了苏维埃 。红军来到以前就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保证了我 们的胜利，并使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 埃政权。通过群众性的分田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红军的影响扩 大到其他好几个县，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完全掌权。 "红军的条件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有了改进，但是还存 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表现于缺 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松懈等等。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 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认真工作，喜欢流 动、变换环境以及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有 的指挥员虐待或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歧视或者偏 爱。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闽西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即古田会议）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 进的办法，消除了很多错误认识，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 军中建立高水平的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那 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部队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 派别用来削弱运动的力量。于是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批判他们， 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的指挥职务。部队指挥员刘敌就 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们发现他们企图在对敌作战时用使红军陷 入困境的办法来消灭红军。 "几次作战失败后，他们的计划暴露得相当明显。他们恶毒地 攻击我们的纲领和我们所提出的一切主张。经验已经表明他们的 错误，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福建会议以后，他们的影响就被消 除了。  "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
我们就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赣南都落到红军手里 。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１９３０年２月７日，在江 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
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地讨论了土地政策 问题，由那些反对重行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所谓反对'机会主 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实行土地的重行分配，加速建立
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组织了地方的和区的苏维埃，这次会 议决定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 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
的斗争。" "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 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 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 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 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 的一些事情负责。４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 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 了同样的措施。５月２１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 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 除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 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 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 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１０天以后，他又 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 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 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 垮台了。" 二,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民族工业的各个部门都有程度不同的进步。从1912年到1919年，中国创办的资本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872家，平均每年109家，资本投资总额达1.8亿元。而从1840到1911年的71年间，总共才有953家资本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企业问世，平均每年不到14家，资本总额仅为2.38亿元，民族资本主义在辛亥革命后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清代。 中国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其中又以棉纺织业与面粉业最为突出。1912年到1922年，中国本国纱厂由22家增加到65家，纱锭数由510008枚增加到1632074枚，十年间增加了三倍。面粉业的发展也比较迅速，1912年到1919年，全国新建面粉厂95家。而在1911年前的30多年中，全国创办的面粉厂及其资本额分别为65家，1045.1万元。生产的面粉除了供应本国市场外，还由于一战期间，各交战国对粮食需求增加，中国面粉市场由入超变为出超，在1915至1921年间，平均每年出超100余万担，价值500余万海关两。其他轻工业如针织、卷烟、榨油、丝织、缫丝、搪瓷、造纸、火柴也有了较大的进步。 重工业的发展无论速度还是规模都较轻工业缓慢，但也有了一定的进步。机器工业1911年前数量、规模都很小，大部分企业只能做一些修理工作。这一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上海大隆机器厂1902年创办时资本仅一万元，1919年已增至21万元，所制造的传动装置"精良优美"，"不亚于欧美诸大名厂出品"。民族机器工业这一时期还开始制造一些比较复杂的机器装置如电气用具、马达、蒸汽机、内燃机等。另外，化工、钢铁、水泥、等工业部门的发展状况也是比较良好的。作为基础工业的电力、采矿、钢铁等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但也在缓慢地上升着。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原因看，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欧战，对华商品输入与资本输入急剧减少，反之，由于战争需要，他们反而要从中国进口大批战略物资，这从中国入超状况的改善可见一斑：1914年，中国的入超达2.13亿海关两，1915年就锐减至0.36亿海关两，1916年更下降到0.16亿海关两。中国民族工商业因此获得了广阔的市场。不过，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内部环境的改善和他们自身的努力。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都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为民族工商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据统计，1912年到1916年，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共有86项之多，内容包括矿政、农林、工商、渔业等各方面。为民族工商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大量资金从传统农业、商业部门转移到新兴的工商业部门，加之原有的企业不断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民族工商业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的资本，使其发展充满了动力和后劲。为丰厚利润所吸引，许多地主、官僚、旧式商人纷纷投资于新式的工商业。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第三，民族工商业企业使用新技术、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也是企业取得进步的原因所在。 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清末产生的代表工商业主利益的团体--商会在这一时期逐渐活跃起来，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1912年，全国共有华商商会794个，1919年已增至1238个。民初，商会多对政治缺乏热情，他们认为商会以振兴商务为代表，非关商业利益者，概不干涉。商会主要的职能还是从事工商业活动，如改良工商，维持市面，研习技术，沟通官商等。他们又十分渴望一个能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稳定的政治环境，政治态度比较保守。各地商会大多都反对二次革命，拥袁称帝，以求消弭内乱，发展工商。表现出对本阶级利益认识不清，政治目光短浅的弱点。当其愿望得不到实现时，又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在面临外国侵略势力得威胁时，他们也表现出极大得爱国热情。1915年，有关"二十一条"交涉的消息传出，各地商会就发出通电，拒不承认"二十一条"。全国最有影响的上海总商会发起救国储金活动，成立了中华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全国各地商会纷纷响应。上海商界还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在经济上给日本以沉重打击，也给袁政府以巨大的压力。张勋复辟以后，各地商会纷纷通电予以斥责，上海总商会令所属各业高挂共和国旗三天，以示拥护共和的决心。民国以来的政治风云变幻，促使民族资产阶级阶级意识觉醒，政治责任感和爱国热情增加。因此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们能够积极参加，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阶级关系最主要的变化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中国工人阶级最早诞生于外国在华企业和清政府的官办企业中。随着清末民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到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达60万人，到1919年，已达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除一般工人阶级所具有的优点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高度集中，绝大多数分布在上海、广州、天津、香港、青岛、唐山、大连等地，从行业来讲，主要在矿山、铁路、邮电、纺织等行业。这种集中性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组织，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中国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在世界各国都非常罕见。1920年，上海工人的日工作时间多在9－10小时之间，最高的甚至达18小时。而他们的月平均工资最高仅为18元，月平均最低工资则不足12元。一些童工每月只能得到3元钱。他们大多都面临着入不敷出的窘境：1922年，上海一个熟练工或半熟练工月支出最低为19·26元，一个五口之家则须支出35·85元。极端低下的生产生活条件使得工人阶级的战斗性特别强。他们很早就举行了反抗斗争。从1895年到1911年，全国共发生有人数记载的罢工59次。1912年至1919年，增至130多次。这其中除了经济斗争外，还出现了政治罢工。1915年，上海、长沙等地的工人为反对"二十一条"而举行罢工。1916年，天津法租界及在法企业工人因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而举行罢工，并最终迫使法国放弃了这一企图。通过这些斗争，工人阶级日趋走向成熟，为以后走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 |